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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版艺术的一朵奇葩

时间:2013年12月16日来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作者:郎菁点击:

摘  要:佛经版画源于中国,是中国雕版艺术与印度佛传文化共同浇灌出的一朵奇葩。本文论述了佛经版画的起源,列举历代单刻佛典及大藏经所附版画精品,归纳了佛经版画的内容、形式及艺术特点,揭示出佛经版画的独特风貌。

关键词:佛经版画;扉画;大藏经;经变图;中国古代版画
  在中国雕版艺术发展史上,佛教的影响至为关键,雕版印刷术最早大量用于佛经佛画的刻印,国内现存雕版印刷早期的产品,以佛教经像为多。这也印证了宗教宣传的需要,是促使雕版印刷技术定型的首要动力。由于佛经版画对于弘法传教的重要功用,宋元以后迄明清,凡刻印佛经,几乎没有不附佛画插图的。本文所述及的佛经版画,就指这类佛经木刻插画,不包括其他独立于经文存在的佛教画像。佛经版画雕刻精细,构图严谨,庄严素美,大多出于版画名家之手,是中国雕版艺术与印度佛教文化共同浇灌出的一朵奇葩,具有独特的审美和文化意蕴,并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蔚为大观的书籍上所附木刻插图,成为中国欣赏性版画的鼻祖。
  


  一、佛经版画的起源

  佛经版画完全是中国化的,其产生与“三宝”崇拜、佛经供养及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等有密切关系。

  1、“三宝”崇拜与佛经供养的需求

  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约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传入中国,并逐渐与中国人的礼仪习俗融合在一起,其具体表现就是印度佛教中的皈依三宝,逐渐中国化为三宝崇拜及佛经供养。“佛、法、僧”三宝中之“法”宝即佛教经典,白化文先生说:“供养经卷是汉传佛教在译经过程中慢慢地自己摸索出来的一种供养。它带有中国固有的重视图书的内在影响。1(P22)至唐五代,上至皇帝百官、下至平民百姓的善男信女,将抄写佛经、绘制佛像作为对佛的一种功德,以捐献数量多少为虔诚程度的标志。

  另外,印度佛教中的“法舍利”最早是将泥塑佛像等放置塔中,作为供养,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记载,义净在印度看到,不仅有“拓模泥像”,还有“或印绢纸” 的印钤佛像作为法舍利放置塔中。据郭鲁柏《西域考古举要》,印度流行的佛像印章,“模型做自中国”。2(P406)王国维先生在五代雕印的佛画《大圣毗沙门天王像》题记中说:“古人供养佛菩萨像做功德,于造像、画像外,兼有制版,盖自唐时已然”。

  正是由于中国佛教徒对佛经及法舍利的大量需求,促使可大量生产的刻本佛经及捺印、雕印佛像代替费工费料的写本佛经和泥塑佛像舍入塔中作为礼敬之物。如果说中国寺庙石窟造像、壁画、雕塑等,有着来自印度佛教艺术的明显影响,钤印、雕印佛画的产生则完全源于中国化的供养方式的需求。

  2、中国传统石刻技艺的成熟

  汉画像石、画像砖,南北朝至隋、唐的石刻线描佛画等中国传统石刻技艺在隋唐时期的发展成熟,也促成了佛经版画的诞生。

  中国以刀镂版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发展到汉画像砖、画像石,其构图独立完整,布局严谨,本身已是艺术上相当成熟的版刻图画。三国、两晋、南北朝日渐兴起的石刻线画,被广泛应用于寺院、佛塔门楣、佛像台座及有背光的纹饰,也用来雕镌大型佛画。至隋唐时,日趋成熟,与佛教版画的产生大抵同时。石刻线描佛画第一次把佛教内容图画,用镌刻的方式再现于平面的石板上。它对版画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最古老的版画作品,几乎全是佛教内容,应该说和石刻线描佛画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3、印章技术及雕版印刷术的推动

  捺印佛像大约盛行于南北朝、隋唐时,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印章及肖形印技术。即将佛像刻在印模上,依次在纸上轮番捺印。印模图案多种多样,既有在莲台上结跏趺而坐的佛陀,也有头戴宝冠,偏袒扶膝而坐的菩萨。20世纪初,在敦煌、新疆发现了很多晚唐时期的“捺印”佛像,这些印在纸上的佛像,大多是图像重复的“千佛像”。郑如斯、肖东发先生在《中国书史》中说:“这种模印的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至雕版的过渡形态,也可以认为是版画的起源。”3很难说雕版印刷术与佛教孰为因孰为果,雕版印刷术一经发明,就为佛教的寺院与信徒运用作为弘法的工具。雕版印刷方法实际上是从玺印的捺印法和石刻的拓印法发展而来。据文献记载,早在初唐时期(约645-664年 ),玄奘法师曾以“回锋纸”大量刊印“普贤菩萨像”,分送信徒。所印普贤像今虽不存,但四川、甘肃、新疆、浙江等地,有许多晚唐五代的“上图下文”形式的单叶印经印像传世。

        4、“经变图”与佛经刻本的结合

  自东汉历经六朝,直到唐五代,供养佛经均为“写经”,极少数附有绘写佛像。而同时的石窟与寺院中,则有许多塑像或者壁画,以图像的方式来表达佛经义理,或者图解经文的故事,这一类的艺术形式,称为“佛经变相”或“经变图”。可见佛经与经变图像是各自发展的。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佛经”与“经变图”方有合流的趋势。由于雕版印经促成了佛经的普及化,加之佛经附插画,把“经”文“变”为“图”像,以图解文,利于弘法,遂使原来属于壁画传统的经变图,在佛经中寻到了新的出路。所以,我国佛经刻印甫一开始,就是 “文图合一、书画并重”的。
  
  二、佛经版画的内容及种类

  佛经版画的内容主要为佛传图,即绘写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事迹的图。或以多幅连续表其一生,或选画其中某一事迹,如说法图之类;还有经变图:根据佛经经义绘成的图,专门描绘某一经中全部或某一段所说的内容,对经义带有图解性质;以及故事图:根据佛经记载的故事所绘成的图,往往以长篇连环画的形式绘制。

  依据版画在佛经中的位置,大致有三种:

  1、扉画,冠于经文之前引首处。这是佛经版画中最多的种类,源于佛经在唐五代及以前,多采用卷轴装帧形式,其插图以卷首扉画最显要、最醒目、也最方便。在佛经出现经折装以后,仍保留着这个特点。引首图有单折,亦有多折的。南宋刻本《妙法莲华经》卷首扉画就长达七折。佛经扉画的内容,多数是概括全经大意的“说法图”,传统的为“三尊”样式,中央为释迦牟尼,左右配迦叶、阿难两尊者。如宋代《佛本生集经》卷五十的扉画;南宋刊《妙法莲华经》引首扉画“灵山说法图”,描绘中央宝幢下释迦牟尼端坐讲法情景,诸天神、菩萨汇聚于宝幢两旁,下部立日宫天子、月宫天子、纪王、帝释等众,全图繁而不乱,井然有序,烘托出佛祖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位。人物上部,皆在方框内书写名号,以标明其身份,这也是宋代版画最常见的手法。又如宋淳化间杭州龙兴寺刊《大方广佛华严经》卷首扉画“七处九会图”,描绘了释迦牟尼成佛之后,在七个地方分九次讲完《华严经》的情景。第二类是同时表现“说法”又图解特定经文“故事”的,甚至以榜书文字,配合说明。如北宋刊欧体字《妙法莲华经》,引首“佛传图”,既有说法画面,又绘写了释迦牟尼自降生、修道、成佛、传法直至入灭的一生事迹。区区尺幅之内,再现出佛传故事波澜壮阔的画卷。还有一种卷首图,是将一幅图版竖分为几段画面,各表现一个故事情节,演绎宣教内容。如雍熙二年(985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端拱元年(988)《金光明经》及崇宁年间《陀罗尼经》都是这种形式,有的每段画面各有文字说明。 

  2、经中插图,即“左图右书”、“上图下文”、“内图外文”等形式,有的不规则插入,形式多样,目的都是为了形象通俗地解释经中故事,这种形式是在佛经改卷轴为经折装后出现的。其中连续性插图堪称版刻佛经连环画。迄今所见最早的,是宋刊《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为临安贾官人经书铺所刻,版式为上图下文,图版内容上下连接,循序渐进。绘写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指引下,依次参礼五十三位善知识,修菩萨道法门的故事。另如清嘉庆时期(1796-1802年)所刻《释迦如来应化事迹》。此本左图右文,版面阔大。全书刻图208幅,用版画的形式,再现了释迦修行、传法、宏道的全过程。图中人物衣冠、什物、宫室、城郭、舟车等,皆从中土景观习俗。

  但历代图解本最多的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唐、五代本未见,宋及西夏皆刊有上图下文本。元至顺二年本始以一段文字配整版图一幅。其后明洪武本、宣德本、清康熙本,皆据以摹刻,唯衣冠服饰等略有改异。清道光初叶成亲王府所刊《观世音应化灵异图》,亦即《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变图。此本分两部分,其中救难部分十三图,系据明洪武本翻刻,应相三十二图则为自创,绘镌精美。

  3、拖尾画,全卷之尾,经文之后的附图,一般是“护经天神”的位置。显教的经典,通常由韦驮天及四大天王来护持。如元代刊行的单行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其形制基本上为前冠佛说法图,中间刻绘现身说法变相及救苦救难灵验图数十帧,末绘护法神韦驮像。明代修补版《碛砂藏》经文之末尾也绘有英姿焕发的韦驮天。明《永乐南藏》卷尾也都加装韦驮像。

  一般而言,佛经图像的绘制者很少留名。敦煌发现的五代(947年)“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下方题记有“匠人雷延美”之名,这是传世佛教版画最早的刻工留名记录。宋代《法华经》扉画,有刻工“秦孟”、“边仁”之名,雕在画幅的边栏处。早期的佛经插画刻、画往往为一人所兼,随着刻画人的分开,其插画更富艺术性。宋元《碛砂藏》中,有的扉画在边栏内两端刻有“陈升画”、“陈宁刻”,元代《法华经》插画是界画名家王振鹏的弟子朱宝所绘,其姓名记录在卷尾的牌记内。明代参与佛经插画创作的画家更多,如丁云鹏、张琦等,一般都留款识。明代仿赵孟頫写本的《心经》,是明四大家之一的仇英所绘,仇英在画像边,以画家的身份与惯例落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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